新加坡讲什么话？中文通不通、英语讲到什么程度、四种官方语言是怎么来的
家里最常讲英语的人占48.3%，但85岁以上只有11.8%。对方的年纪，基本上决定了哪种语言更快。
先回答：中文能通，而且比想象中多
家里最常讲华语的人占29.9%。再加上以英语为主、同时也讲华语的27.1%，5岁以上的居民里有57.0%家里有华语。
华语在这里是官方语言之一，不是外语。学校教，电视有频道，报纸每天出，政府网站也有中文版。
所以在新加坡讲中文不是碰运气。小贩中心的摊主、老店的店员、中药行、布行、五金店，用华语往往比用英语更快。
点单时讲品名加数量就够，「海南鸡饭，两份」比整句更快。摊主听懂之后常常直接用华语回你，队伍后面的人也省时间。
不过这57.0%不是平均铺开的。年纪一变，比例就跟着变，而这条线会一路贯穿下面的故事。
英语也通，路牌和菜单都是英语
不会华语也没关系。路牌、地铁站名、售票机、菜单、博物馆解说、公交站显示屏都是英语。
不会英语也不至于寸步难行。地图应用把站名和路名都写好了，出示画面比念出来更快，司机看一眼就开车。
家里最常讲英语的人占48.3%，把当第二语言讲的人算进来是74.2%。只讲英语的人反而只有6.4%，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手上不止一种语言。
从落地那一刻起就是英语环境。入境柜台的指示牌、行李转盘的显示、往市区的地铁路线图和车厢广播都是英语，售票机也是。头几个小时几乎不会卡住。
换句话说，读的那一面完全不用担心，需要动脑的只有开口那一面，而开口用几个词就能解决。
公务场合一律英语。医院处方、法院、学校上课、紧急电话都是英语。
真正会让人卡住的是速度和口音。而速度快慢，在对方开口之前就看得出来。
对方几岁，决定哪种语言更快
2020年人口普查把5岁以上的居民 3,596,284人全部数了一遍，并按年龄段列出家里最常讲的语言。这张表几乎可以当成旅行说明书看。
家里讲英语的比例，5至9岁是75.5%，15至19岁是68.7%，25至29岁是56.4%。到45至49岁是46.9%，65至69岁是29.5%，85岁以上是11.8%。
年龄段的差距在点单那一刻最明显。年轻店员听得懂整句问法，老摊位听「鸡饭一份」这种短句更快。两边都不是客气或不客气的问题。
换成一天的行程：咖啡店店员、商场柜台、售票窗口、酒店前台通常在40岁以下，英语第一时间就出来，讲整句也没问题。
再往前推一段就不同了。菜市场、老咖啡店、五金行、年长的计程车司机，英语听得懂但不一定顺，讲慢一点或换成华语会快很多。
从80年代做到现在的摊主属于另一段。英语会讲，但排在第二第三，指着菜单比划数量往往比讲一整句更快。队伍后面的人也乐见这样。
摊主上了年纪，就换华语
把上一节的两张表叠在一起，结论很直接：年纪越大，华语和方言越占上风。
65至69岁这一段，华语37.4%、英语29.5%、方言20.0%。现在守着老摊位和杂货店的，多半就是这一段的人。
年长的摊主之间还会用方言。你听到的可能是闽南语或潮州话，不必去分辨，用华语或英语接着讲就行。
所以在牛车水的老店、庙口附近的摊子、传统药材行，先用华语开口通常更省事。
有一点要先说：你用华语开口，对方也可能用英语回你。他多半听懂了，只是判断英语更快。顺着他的语言走就好，不用坚持。
反过来，年轻店员用英语更快。5至9岁里有47.1%家里同时讲英语和华语，这一代长大以后，先冒出来的往往是英语。
口音跟台湾和大陆都不太一样
新加坡华语的语调和节奏自成一格。讲闽南语、广东话、潮州话的那几代人转到华语，旧的语音习惯留在了声调和停顿里。
有些词跟大陆和台湾都不一样。红绿灯叫交通灯，出租车叫德士，公交车叫巴士，菜市场叫巴刹。第一次听会顿一下，听过一次就记住了。
词也有本地说法。买单、打包、组屋、巴刹这些词在日常对话里出现的频率很高。
数字的念法也会让人愣一下。价格常常直接讲「三块五」，不加单位；地址和电话则一位一位念。听不清就请对方写下来，摊位上都有纸笔或计算机。
听不懂时不用换语言，请对方讲慢一点就好。多数时候问题出在速度，不在词。这些说法是从哪里来的，下面会一路交代。
写的是简体字
新加坡用简体字。教育部在1969年整理了498个字，1974年扩到2,287个字，1976年起与中国大陆的系统对齐。
不过老店和庙宇的匾额多半还是繁体，年代久的招牌也没有改。两种字形在同一条街上并排出现，是很常见的景象。
所以招牌、告示、政府网站的中文页面都是简体。习惯繁体的读者第一天会慢一点，第二天基本就顺了。
另一件事是地铁站名和路名只有英文，中文名多半是民间叫法。问路时讲英文站名最准，讲中文名反而可能对不上。
菜单上偶尔会出现方言写法或英文拼写，比如 bak kut teh、char kway teow。照着音念出来，摊主就懂。这一层现在还在，但比上一代薄了很多。
第一句话通常只有四个词
刚到的那天走进小贩中心，柜台先甩过来一句「You want what?」。回答完，接着是「Eat here or take away?」。
这是另一层语域，跟英语讲得好不好没有关系。新加坡同时跑两层英语：告示、公文、学校、酒店前台用标准英语，街头日常用口语。
两层之间切换得很快。同一个店员对同事讲口语，转头对你就换成清楚的英语，中间不需要停顿。听到短句不代表对方英语不好。
口语那层叫 Singlish。国家图书馆管理局的资料写作 Singapore Colloquial English，说它从1970年代起成为看得见的现象。
不同场合用不同层，这件事在本地被当成常识。面试、开会、跟客户讲话用标准英语，回到摊位和朋友之间就换回口语。
它以英语词为底，从马来语、泰米尔语、印地语、闽南语、广东话、潮州话里借来语法、语调和词汇。所以柜台那句话讲得没错，它就是那个位置上最快的英语。
一个 can 就能把话讲完
只记一个词的话，记 can。行、可以、没问题都用它。「Can or not?」是问行不行，「Can」是行，「Cannot」是不行。
这不是网络用语。2000年4月29日吴作栋总理启动讲正确英语运动时，演讲里就用它当例子：在津巴布韦球童问「Would you permit me to test your putter?」，他写道在新加坡会变成「Can try your putter or not?」。
把这两个词拆开用也行。要少一点讲「Can less?」，要打包讲「Take away can?」，对方都听得懂。
同一篇演讲还有「Got old balls give me can or not?」，意思是能不能给几颗旧球。
旅行时这个说法反而省事。指着东西问「Can?」，多半就成了。它不带讲价的意思，所以不会引起误会。
另一个常用词是 got，问有没有。「Got vegetarian?」就是问有没有素的。「Where got」则接近否认。
句尾的 lah、leh、lor
「Okay lah.」「Like that leh.」「Cannot lor.」听起来像语气词，国家图书馆管理局的资料把它们列为 Singlish 的句尾标记。
这些字不会单独出现，总是挂在句子后面。它们不改变句子的内容，只改变说话的人希望你怎么接。
大致上，lah 把话定下来；leh 带一点商量或不服气；lor 带一点无奈。
自己不用跟着讲。听得出差别就够，因为它决定你要不要再问一句。
同样是拒绝，「Cannot lah」很干脆，「Cannot lor」听起来对方也觉得可惜，有时还会帮你想别的办法。
同一个词说两遍，意思会变
Singlish 里的重复是有规则的。名词重复指身边的人，「Where is your boy boy?」问的是儿子或男朋友。
形容词重复是加强，「Don’t always eat sweet sweet things」说的是别老吃很甜的东西。
这类说法在菜市场和摊位上出现得最多，听起来像口头禅，其实每一次重复都在传达一点点信息。
动词重复三次表示动作在进行，「I walk walk walk then I fall down」是走着走着摔了，「Bus always stop stop stop」是公交一直停。
省略的部分其实不影响理解。时间靠「yesterday」这类词交代，程度靠「so」交代，需要的信息都还在，只是位置换了。
只重复两次反而变轻，「cry cry」是哭一下。同一份资料还写到时态、复数、冠词和系动词常常省掉，例句是「You walk so slow」「She shop here yesterday」「Teck very rich」。
祖母讲的话，孙子已经不会了
人口普查里最醒目的一行是方言。85岁以上有60.5%家里讲中国方言，光闽南语就占26.8%。5至9岁只有0.3%。
方言在公共场合也退得很快。广播、电视和学校都以华语和英语为主，于是方言只留在家里和老摊位之间。
把这两行放在一起看，落差接近两百倍，而且是在一代人之间就换完的。
所以在老店里听到的语言，跟在商场里听到的可以完全不同。同一座城市，同一个下午。
三代之内换了一轮。曾祖母那代在家讲闽南语或潮州话，孙辈在家讲英语和华语。
这条断层也留在家里。祖父母用方言问，孙子用英语答，中间那一代用华语搭桥，三代人在同一张桌子上换三种语言。
在小贩中心坐一会儿就能看到：摊主对隔壁摊讲方言，对六十几岁的客人讲华语，对你讲英语，前后不到二十秒。语言从一个家庭里退场，从来不是偶然，这一次有确切的日期。
1979年9月7日，方言被请下场
1979年9月7日，李光耀总理启动讲华语运动。要收的是华人家庭里在用的中国方言，英语并不在名单上。
国家图书馆管理局的资料列出三个目的：简化语言环境、让不同方言群的华人互相听得懂、支撑双语教育政策。
当时的顾虑是，方言群之间互相听不懂，学校又要同时教英语和母语，孩子实际上得应付三套语音系统。
双语政策1966年就定了：英语作第一语言，母语一起学。到70年代方言仍然强势，政策推不动。
1979年8月成立委员会，由时任文化部政务次长的吴钦福担任主席，华文报业、文化教育团体、工商团体和宗乡会馆都在里面。
方言空出来的位置由华语和英语填上。二十年后，被盯上的换成了英语那一边。
结果写在数字里：方言从2010年的14.3%降到2020年的8.7%。二十年后的四月，被摆上台面的换成了英语。
2000年4月29日，总理讲了一个高尔夫球的故事
2000年4月29日上午10点30分，在多佛道工艺教育学院总部礼堂，吴作栋总理启动讲正确英语运动。演讲全文留在国家档案馆。
他的论点是经济：Singlish 用中文语法，把中文说法直译过去，外人听不懂。举的例子是「You got money, sure can buy one」和「This is my one」，后者写明来自「这是我的」。
演讲里还引了教育部的一句报告：「六成孩子入学时，家里几乎没有英语环境。」那是2000年的新加坡。
演讲里还提到中学生在同学之间讲 Singlish，面对老师就换成英语，这个切换在当时被视为问题，如今反而是官方希望大家学会的能力。
最后他呼吁别再讲「You see me no up」，那句话的意思是看不起我。而在演讲中间，一个电视剧角色被点了名。
连电视剧主角都被送去上英语课
1990年代最红的本地电视剧之一是《Phua Chu Kang》，主角是包工头，口头禅「Use your blain」和「Don’t pray pray」跟着红了起来。
1999年国庆群众大会上，吴作栋总理点名这个角色，建议他去上成人基础英语课程。
电视机构随后表示会减少节目里的 Singlish，剧里也真的写进了上英语课的情节。
同一年，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丹戎巴葛的国庆活动上说：「Singlish is a handicap we must not wish on Singaporeans.」那是政府连台词都要管的年代。现在再打开同一个运动的官方文件，口气已经不一样了。
后来官方退了一步
讲正确英语运动还在运作。它现在的官方介绍里有这么一句：「The Speak Good English Movement recognises the existence of Singlish as a cultural marker for many Singaporeans.」
官方的说法从「要改掉」变成「要分得清、换得动」，这一步在国家图书馆管理局的资料里也有记录。
承认 Singlish 是许多新加坡人的文化标记，这跟2000年的语气差别很明显。
同一份文件把任务写得更具体：帮只会讲 Singlish 的人、以及把 Singlish 当成标准英语的人学会标准英语，并分得清两者的差别。
委员会里还有国家图书馆管理局、电视台、出版社、医院和文学节的人，组成本身就说明了现在的定位。
委员会主席是 Jason Leow，副主席是新跃社科大学的 Ludwig Tan 副教授。
二十年里数字翻了过来
家里最常讲英语的比例，2000年是23%，2010年是32.3%，2020年是48.3%。
华语走的是反方向：2010年35.6%，2020年29.9%。2010年以前华语还多过英语，2020年顺序换了。
把两头放在一起看更清楚：85岁以上的人在方言里长大，五十岁的人在英语和华语里读书，十岁的孩子在家就讲英语。这三个人中午会坐在同一个小贩中心。
马来语从12.2%降到9.2%，泰米尔语从3.3%降到2.5%，方言从14.3%降到8.7%。
把2000年的那句报告和2020年的表放在一起就看得出落差：当年六成孩子家里没有英语环境，现在5至9岁有75.5%在家讲英语。
一条路有四个名字
穿过小印度的实龙岗路地图，名字来自马来语。国家图书馆管理局的资料给了两种说法：一说来自鹳科的水鸟 Ranggong，一说来自「di-serang dengan gong」，指敲锣赶走野兽。
这类地名在全岛都有。名字来自哪一种语言，往往就说明了当年住在那里的是谁。
同一份资料还写了别的名字：华语叫 hou gang lu，意思是港口后面的路；闽南语叫 au-kang，广东话叫 hau-kong，意思是后面的河。
一条路上叠着马来语、华语、闽南语和广东话，地铁指示牌上印的只是其中一个。
看懂这一层之后，站名就不只是站名了。走在小印度和甘榜格南，招牌上的四种文字会自己跳出来。
多美歌地图也一样。名字来自印地语的 dhoby（洗衣人）和 ghaut（水边台阶），泰米尔语里叫洗衣人的街。
国歌只用马来语唱
宪法第153A条定下四种官方语言：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英语。同一条第二款另外定了国语，国语是马来语，用罗马字书写。
所以国歌《Majulah Singapura》用马来语唱。1958年由 Zubir Said 作曲，另外三种官方语言有官方译本，但唱的是马来语版本。
同一条还有但书：任何人使用、教授或学习其他语言都不受禁止。
公共告示上常常四种语言并排印。政策长什么样，在那面告示牌上看得最快。
马来语也留在地名和菜名里。新加坡到1965年还在马来西亚联邦之内。
学校到现在还是两种语言
教育部的说明写得很清楚：母语是必修科，当第二语言学，其他科目用英语教。官方母语有三种，华文、马来文、泰米尔文。
换句话说，学校里每个人都在学第二种语言，这也是为什么柜台后面的人常常能在两种语言之间来回。
分配按种族。双重种族登记的学生按前一个分配，可以申请改成后一个。欧亚裔和其他种族可以申请三者择一。
不讲泰米尔语的印度裔学生可以申请孟加拉语、古吉拉特语、印地语、旁遮普语或乌尔都语，这些课由教育部以外的机构在校外时间开。
对旅客来说，这条制度的意思很实际：现在店里四十岁以下的人全都念过这套课程，英语上课，母语当一科。所以他们可以在一句话中间换语言。
2024年9月14日的母语论坛上，教育部长陈振声宣布：2026年起小六会考母语拿 AL1 或 AL2 的学生，不看总分也能在中学修高级母语；2025年起小一小二的母语课每周拨30分钟阅读，2029年推到所有年级。
出事时打哪个号码
政府的公告写着：警察999，救护车和消防995。记这两个就够。
救护车如果不是急症，费用要自己付，所以非紧急的情况用1777那条线。
不方便讲话可以发短信给警察，号码是70999。非紧急的救护车另外有1777。
不急的警务查询打1800 255 0000，交警查询打6547 0000。接到可疑电话或短信，想确认是不是诈骗，打1799。
报案时不必念完整地址。讲最近的地铁站、哪个出口，或者建筑物名称，位置就定下来了。
接线用英语。报位置时讲地铁站名或建筑物名最准，路名容易重复。
落地就要用的网络，在新加坡 eSIM 与 SIM 卡那篇里比过了。
看病、买药、过海关
医院和药房以英语为主，处方和用药说明也是英语。讲症状时指位置、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比用医学词更快。
挂号先出示护照，名字与护照一致就能走流程。看诊时讲清楚哪里痛、什么时候开始，比用医学名词更快。费用在看完之后到柜台一次结清。
公立医院里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都会出现，人口普查里的比例在候诊区看得最清楚。
入境和海关全程英语，电子入境卡要提前填，规定写在入境指南里。
药房能买到的药和要医生开的药，分界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把需要的药名写下来带着，沟通会短很多。
退税和刷卡的流程在换钱与支付指南里。
记住这几个词就够用
take away 是打包，dabao 也是打包，后者来自闽南语。
shiok 是很过瘾，多半用在吃的上面。agak agak 来自马来语，意思是估个大概；kaypoh 来自闽南语，指爱管闲事的人。这两个词是国家图书馆管理局资料里举的例子。
还会听到「aiyo」。东西卖完了、零钱不够了的时候常常冒出来，那是无奈或惊讶，不是在生气。
uncle 和 auntie 是对年长者的称呼，跟亲属关系无关，摊主和司机都这么叫。
还有几个常见的：kopi 是咖啡、roti 是面包、ayam 是鸡、ikan 是鱼。这些字在摊位招牌上出现的次数比中文还多。
菜单上 nasi 是饭、mee 是面、teh 是茶。认得这三个字，就知道摊子卖什么。菜色本身写在海南鸡饭和小贩中心那两篇里。
下次再听到那句话
听到「Can lah」，事情就定了，不用再问。听到「Cannot lor」，对方也觉得可惜，换一摊就好。
与其担心语言，不如照着对方的年纪调整说法。句子短一点、位置用站名讲、听不清就请对方慢一点，这三件事基本够用。
摊主年长就讲华语或用短句，店员年轻就讲英语。这一条几乎能覆盖整趟行程。
至于这些短句是怎么来的，记录都在：1979年收起方言，2000年纠正英语，现在承认两层并存，能切换就行。
真正好用的只有一句话：先看对方几岁，再决定用哪种语言、讲多长的句子。